蓬勃的朝气·无限的可能

3月23日，中国慈善家杂志公众号发文《年轻的高校基金会，如何酷炫地做公益？》，全文转载如下：

去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庆期间，正赶上疫情封控，无法与捐赠人线下相见，于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简称“北师大基金会”）决定开发一个线上捐赠人答谢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了一个美丽的“星空”，让每一位曾经的捐赠者都在“星空”里占据一席之地。“正是这样一个星空，让捐赠人有了云上归属感。”北师大基金会秘书长李胜兰向《中国慈善家》介绍，在北师大基金会里，虽然尚未建立专门的数字化部门，但其实数字化是渗透到每一个部门的工作当中的。她也坦言，尽管筹款已经做了一些数字化尝试，但在项目管理和投资方面，数字化程度还不够。这也是高校基金会行业普遍面临的现状。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说：“在公益慈善领域，能够清晰地厘清公益数字化概念，并且成功将其运用到实践的机构不多。更多的公益机构尚处在机构信息化的阶段，公益数字化依然处在萌芽阶段。”3月18日，由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会、苏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支持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高校基金会”主题边会在苏州举行，会议以“数字化时代高校基金会的模式创新之路”为主题，试图通过探讨找寻到破局的可能性。

“反木桶效应”

高校基金会主要通过募集资金、项目管理等行为，单向服务于所在大学的建设事业，因而具有筹资对象相对固定，筹资时点周期性强等特点。自1994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会（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前身）正式成立，高校基金会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据了解，除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吉林大学等少数高校以外，绝大多数高校基金会属于非公募基金会。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高校基金会的筹款能力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除了校友捐赠之外，大量的社会捐赠纷纷涌向“名校”，很多高校基金会缺少筹款动力，只是“守株待兔”。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主题边会暨高校基金会数字化沙龙在苏州举办。

但在数字时代，如何引来更多的关注，让捐赠不再仅局限于学校内部？数字化成为“破圈”的方式之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简称“上海交大基金会”）副秘书长于洋认为，在筹款方面，高校基金会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应用，来传播办学理念以及提升捐赠人的获得感，从而重塑高校基金会的竞争力。有了这一路径，数字化随之也可以实现项目管理层面的降本增效，此外，数字化工具还可以辅助进行投资分析，实现捐赠资金的保值增值。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在数字化与信息化方面的差距，上海交大基金会也开始发力，希望赶上数字化的潮流。于洋介绍，目前，基金会还在做着信息化这一层面的工作，即更多是把纸质资料扫描成电子版，把所有的流程从线下搬到线上，“然而数字化是另一个维度，是把信息化生产的数据作为核心内容，用信息技术的深度来重塑我们工作的新模式。”

《高校基金会数字化扫描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并返回问卷的80家双一流高校基金会中，已有65家高校基金会将数字化战略纳入了基金会战略发展规划，占比约81%，对数字化应用持积极态度的高校基金会有70家，占比约88%。

“高校基金会具有与生俱来的组织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组织特殊性，高校基金会不会处在数字化创新的前沿，也不应处在数字化应用的核心地带，但这并不代表高校基金会可以游离在蓬勃发展的数字化技术之外，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选择性忽视。”杨维东说道。

在杨维东看来，高校基金会的数字化发展，是一种“反木桶效应”。一般说来，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而高校基金会的数字化却正相反，其发展程度如何依赖于高校本身的数字化安排程度，所以由‘最长的木板’所决定。这也导致目前只有‘双一流’建设高校、西湖大学等部分社会力量创办的高校基金会，在数字化程度方面走在前列。”

流量“变现”：筹资数字化的新玩法

绝大多数高校基金会都是被动跟上这股潮流的，但近两年，越来越多高校基金会开始主动拥抱数字化趋势，北师大基金会便是其中之一。与一般大学基金会不同，师范类毕业生多为教师行业，并非北师大基金会的捐赠主体，北师大基金会的捐赠主体更多是关注教育行业的企业家等人士，李胜兰认为，数字化的作用主要是获取流量与打造品牌影响力。2013年，北师大基金会第一次尝试公开募款，彼时还是通过校园卡进行的，通过派发毕业礼物的方式动员学生捐款。后面几年时间里，逐渐尝试手机支付、健步走等线上捐款活动。“回想起来，可以说当时只是一种散漫的、无意识的参与。”李胜兰说道。2017年，北师大基金会在5月20日发起了点亮地图微信表白活动，当天即有10万多名学生参与，募款10万余元，李胜兰及团队开始意识到数字化的力量。2020年疫情暴发时，北师大基金会开发了“碧恩优花园”线上教育小程序，打造了一个“云上家园”，邀请名师或捐赠人通过2分钟语音导读书籍，链接捐赠人，从而关注到捐赠项目。基金会还设置了“三岁森林”，可以让同学们在疫情时期远程认领学校的树木，活动开启当天便产生了5万余次分享。“数字化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李胜兰说。

北师大教育基金会开发的“碧恩优花园”小程序，进入“三岁森林”版块，即可捐赠并认领校园内的一棵树。

通过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北师大教育基金会获得了合法合规的公募途径，加上这几年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疫情三年的倒逼，基金会完成了从跟随到引领的转变。李胜兰将这种转变归因于北师大身上那份对于文化传承的责任感，“我们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在各种重大活动中站在最前线，对于慈善，我们也有这样的使命感驱动。”同时，学校研究团队也给予基金会很多技术层面的支持，新闻传播学院的大数据实验室更是协助基金会做了很多数据挖掘工作。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简称“国科大基金会”）的数字化方式更为“酷炫”，在基金会秘书长赵硕看来，数字化的目标并非由实际筹集到多少资金来定义，而是两个标准——流量为王与打造影响力品牌。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赵硕分享小额筹资的方式。

2021年毕业季，国科大基金会开始大批量赠送礼品，一个学校纪念徽章、一枚柯基钥匙扣，柯基是基金会为自己打造的IP形象。这次被赵硕称作是“广告植入、刷存在感”的活动结束后，共筹款33万元。

尝到了甜头，去年新生入学时，国科大基金会又打造了NFT数字藏品，“货真价实上了区块链”，帖子发布24小时后，阅读量迅速破10万+，后台粉丝数量翻了一倍。虽然这次因为技术原因未开展募捐，但影响留到了后续，“当年冬天，我们开展了国科大羽绒服的小额捐赠活动，500件羽绒服很快就库存告急，筹集了43万元。”赵硕说道。

2022年新生入学季，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打造的NFT数字藏品领取活动，阅读量迅速突破10万+。

对赵硕来说，筹资数字化就是要发展粉丝的深度粘性，打造社群，增加互动，筹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如何才能不掉队？

“高校基金会数字化的应用场景主要来说有三个：筹资、资助与投资。这也对应着基金会日常的三个工作维度。”李胜兰向《中国慈善家》介绍，虽然基金会在筹款方面正紧跟潮流，使用了直播等创意形式，但在项目管理和投资方面，数字化程度还不够，这使很多业务无法高效开展。

在资助方面，主要是通过数字化进行项目管理、项目效果呈现以及捐赠人反馈，目前“双一流”学校基金会一般都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化系统。北师大基金会由于资金体量较大，财务系统与学校共用一套数字化系统，其他方面则是自己购入了一套系统。

不过，李胜兰对目前这套系统并不太满意。“资助方面的数字化系统其实是要满足不同高校基金会的独特性要求，但目前我们的数字系统还不能精准地覆盖到企业家捐赠主体。而且我们更希望这套数字系统可以呈现项目实施效果，通过大数据分析来告诉我们，一个项目的投入产出比是怎样的，哪些项目是最有效的，这套数字系统也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胜兰对高校基金会筹资的数字化路径进行探讨。

在投资方面，高校基金会目前主要是购买商业领域数字化系统加以应用，北师大基金会目前已经有针对客户的数据挖掘和跟踪服务成熟的系统，正在试图将这套系统迭代后应用于自身，更精准地呈现给捐赠人。

上海交大基金会则是依托了网络、算力、数据、人才四个技术驱动力，形成了“办事、决策、支撑”三方面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在项目立项、报销、审计等方面也是与学校本身共用内部的“教我办”系统，在决策层面，则是以自己开发的系统为主，做了与学校系统打通的双向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的应用也一定会带来风险，如隐私泄漏、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所以不管是信息安全方面，还是数字能力供给方面，我们都还是要更加依靠学校的力量。数字化转型的目的一定是支撑学校发展。”于洋强调。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于洋对高校基金会数字化进行展望。

据《高校基金会数字化扫描报告》统计，79%的高校基金会建立了项目管理系统，71%的高校基金会建立了财务管理系统，55%的高校基金会建立了捐赠人信息管理系统，11%的高校基金会暂未建立任何类型的数字化信息系统或平台。在建立数字系统之路上，确实也存在着各种顾虑，安全隐私问题和实用性问题被最多提及。

在追随数字化的道路上，李胜兰表示也有诸多担忧，一方面目前对数字化的认知和理念还不够，需要更多学习才能把握，另一方面学校基金会也需要设置专门岗位和团队来将数字化能力建设起来。“面对技术复杂性和迭代速度越来越快的当下，我们该如何才能不掉队？”

如何破局？

在杨维东看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探索值得肯定，但这只是在某几个节点上的探索，距离系统化的全面数字化发展还有一定差距。“头部高校基金会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数字化成功案例，还无法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究其原因，杨维东认为，高校基金会数字化发展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学校是否重视数字化建设、高校基金会秘书长是否重视数字化，以及高校基金会的整体资产规模。简言之，高校基金会资金体量越大，越需要数字化工具辅助，高校，特别是高校基金会秘书长越重视数字化建设，数字化应用越能得到快速发展。

从高校基金会本身来讲，对数字化的需求也并不迫切，杨维东用“不温不火”四个字来形容需求程度。他向《中国慈善家》解释，高校基金会多元化筹资的需求还不够强，目前高校经费来源主要以财政拨款、科研经费为主，对于捐赠资金的需求刚刚开始萌芽，其次，对数字化工具和平台的需求也不够强烈，再次，出于对信息安全的顾虑，加之整个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尚不健全，市场上数字化工具的可靠供给方也较少。

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杨维东就《高校基金会数字化扫描报告》做阶段性要点解读。

“对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2/3以上的年度收入来自校友和企业的捐赠及投资收益，哈佛大学的这一比例则是49%，进行多元化筹资对于美国高校来说已是必然选择，在这一背景下，其筹资机构的数字化需求很大。而从数字服务供给方来看，它们往往可以面向大学筹资机构提供‘一揽子’服务，数字化工具的购买不只是一个工具，而是附加了咨询服务的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杨维东补充道。

如何破局？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刘琴从互联网公益和平台的角度提供了一条路径。在她看来，从互联网公益的角度，高校基金会由于业务的独特性，可以结合数字化公益工具来一同探索，如更好利用互联网筹款信息服务平台，进行高校基金会的校友及公众筹款活动发布，探索用一块走、小红花等互动形式来服务校友参与公益的不同诉求等。“从互联网平台的角度，我们将开放更多包括平台产品能力和运营能力，持续向大家开放数字化工具箱，也将推出针对公益项目及机构的个性化Sass服务体系，助力高校基金会的互联网公益转型历程。”

杨维东则提出，首先要从需求侧倒逼供给侧，疫情三年过后，高校的“紧日子”已经到来，这就需要高校基金会采取更专业的手段来开展业务，促使供给侧推出服务更加完善的数字化工具；其次，鼓励头部高校基金会先走出一条数字化发展之路，形成可复制经验供其他高校基金会借鉴；最后，要加强行业交流，完善相关数字化基础设施，才能最终释放高校基金会的巨大潜力。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arj1wh1CHuAq9mmUfJ8w